鲁迅写过《故事新编》，其中的“采薇”一篇，也提到了牧野之战。鲁迅讲：

“传说也不少：有的说，周师到了牧野，和纣王的兵大战,杀得他们尸横遍野,血流成河,连木棍也浮起来,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,其实并没有战,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,便回转身,反替武王开路了·····”云云。

这两种“说法”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，鲁迅由于只关注“研究国民劣根性”的大局，没有了深入“解剖”的兴趣，所以没有说出他的看法。其实，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里边，也正映着中国人在历史观里所表现出来的“劣根性”，那就是对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不公平看待法：一味地踩踏失败者，而全面美化成功者。

鲁迅言的这两种说法，其实是起自不同的时间点。第一种“流血漂杵”的说法，要早上很多，是《尚书·武成》里记载的。后一种说法，则是后来的孟子首先讲出来的。

孟子这个人，思想比较奇怪，他看了古代的《尚书》中的《武成》一篇，上边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凶残场面，说武王杀了很多很多的商人，乃至“流血漂杵、赤地千里”，孟子觉得不可信。孟子发言说：“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”——意思是，仁者无敌，以“至仁”打“至不仁”，为什么还要闹得血流漂杵呢？武王伐纣，应该是兵不血刃才对。

但是，孟子死活不肯相信流血漂杵，不认为武王伐纣会杀了那么多人，甚至进而认为记录了“周武王伐纣杀得商军流血漂杵、赤地千里”的《尚书·武成》一文，是不可信的。因此孟子还说出了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”的名言。

后代的学们者，受孟子的启发，就开始营造商人倒戈，为武王先驱的“兵不血刃”的场面，而且越说越厉害，一反古书《尚书》上的说法，慢慢成为了主流的观点，最终被记录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上。一经司马迁的认可，于是终于连今天的历史课本上都是这么写的了：“商人临阵倒戈，为武王前驱！”

但是，众所周知，中国改朝换代，每次都是死了大量的人，人口常常锐减一半。为什么孟子偏偏说周武王颠覆商王朝的这次改朝换代，流了血却不合理呢，一定要兵不血刃才对呢？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

其实，孟子的推理，推得非常“不讲理”。他的大致的意思是说——其实他的意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“三段论”：

大前提，孟子说：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（就是“超级仁”的意思）伐至不仁，不需要大量杀生就能成功，不需要流太多血、流血漂杵。

小前提：周武王是至仁。

孟子结论：至仁的周武王，打至不仁的的商纣王，不需要流血漂杵，所以“流血漂杵”是没有的事。

我们说，孟子的那个大前提是靠不住的。“仁人无敌于天下，至仁伐至不仁，不需要流太多血”，这个论点是一厢情愿的。即使是正义的仁人，打不正义、不仁的人，更多时候也是要流血的。一个政权的颠覆，没有不流血的，哪怕是推翻非正义的政权，也是要大大地流血的。

譬如在二战中，苏军进攻柏林，这是正义的进攻吧，是“至仁”进攻“至不仁”了吧，但苏军还是往柏林打了一百五十万发炮弹，令德军死伤无数，残肢成堆，才拿下这座变成了瓦砾的城市，并没有兵不血刃。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，早已是令天怒人怨，解放军解放被压迫的群众，分配民众以田地，进攻腐败的国民党，这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吧，但照样是打了三大战役，令国民党军被歼灭过百万，流了很多血，才颠覆了其政权。美国的独立战争，林肯的废除黑奴，这都是正义或至仁的吧，可都是敌我一场混战，流血无数之后才实现的。陈胜进攻秦帝国，是正义的了吧，但也未见秦帝国的七十万刑徒就倒戈了（相反，他们是把“正义”的陈胜给打出去了）。而后来项羽刘邦是杀死了三四十万秦军，流血成河，才颠覆了秦王朝。以至仁伐至不仁，何尝不要流血呢。凭什么周武王伐纣，孟子却非说它不要流血。

纣王之“至不仁”，未必更甚于秦二世，周武王作为附庸国从外部入侵中央，其“至仁”和“正义”，未必高于刘邦、项羽之进攻秦二世，而孟子却说周武王在战斗中兵不血刃、不犯杀戒地颠覆了商王朝，比刘邦项羽打败秦帝国还容易，实在是大言欺人。

这主要是孟子之徒超喜欢周文王父子，为了打扮他们的仁义形象，觉得他们在牧野杀了很多人，不利于二者的形象完美，所以，硬拿推理替代史实，硬定了一个“仁者无敌”的大前提来论证周文王父子没有杀人，实在是强词夺理，遮蔽众听。惜乎后世学者都迷信他这个如此低级的小迷魂弹。但也有不信邪的，比如《论衡》作者王充就有评说：“察《武成》之篇，牧野之战，血流浮杵，赤地千里。由此言之，周之取殷，与汉、秦一实也。而云取殷易，兵不血刃，美武王之德，增益其实也。”——王充是不相信孟子的，说得多好啊！

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，乃至世界革新换代的历史，都证明，“仁者”注定是要战胜“不仁者”，但也是要作出巨大牺牲的。仁者“兵不血刃”就能战胜不仁者的例子，几乎还一个都举不出来。

现在说孟子的小前提：周文王、周武王是“至仁”。这其实也是不全面的溢美之词。

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因为是大周的开国者，所以整个有周一代，一直是正面的人物，是周代学者们美化的宠儿。譬如孟子就在自己的书中说：“周文王治岐耕者九一，关市讥而不征，泽梁无禁”——说周文王不征商业税、少征农业税，非常仁义，是圣人。

但这是不全面的，是只强调了光亮的一面，而隐去了消极的部分。单按这种“仁义”的路子，周文王是组织不起对商王朝的有效进攻的。是凡组织对外进攻，不论是秦始皇还是希特勒，前提条件都是要对民众加强敛税和民力调用。近代打仗，也是这样，也要加捐加派，要老百姓勒紧裤带，以支撑大炮和枪弹的开支。你要是整天行仁义，那就根本不要想着对外打仗扩张。

其实，从很多层面看，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不是“至仁”，而是一贯用比较“严苛”的政策和手段，才最终战胜了商王朝。我可以暂举两三个例子：

一是《左传》上说的，周文王大肆捕捉逃亡者。捕捉逃亡者的目的是什么呢，《左传》上没有说，但根据后来商鞅捕捉逃亡者，以及后代帝王们的禁止人们逃亡，其目的都是一样的，是强迫这帮人回来完税、交粮、服役、当兵吧，以直接或间接地支